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叫魂——盛世的愚昧

2012-09-06 09:17:56 编辑 删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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叫魂——盛世的愚昧

 

  美国一位汉学家孔飞力先生,写了本书,《叫魂——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》,通过清朝乾隆年间发生在中国的一起妖术恐慌事件,分析清王朝的制度运行,分析当时中国社会各阶层,以及民众生活和心态。作者认为,中国当时的社会是一种“病态”和“扭曲”社会,并非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是“盛世”。即使有表面上的繁华,背后却是统治者阴暗的牢狱,民众苍白的愚昧。而所有的政治制度,其运作,官员的作为,百姓的生活,整个社会都建立在一个互不信任的基础之上。

 

  “叫魂”一说,在中国有很深厚的民间土壤。但是,有民众基础并不能掩饰它的荒诞性。这件看似荒唐的事情一旦被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,升格为政治事件,纳入制度运作,便逐渐演变成为皇帝总导演,官员疲于奔命捉妖,平民百姓无端冤屈以至于莫名其妙丢了性命的荒诞剧。

 

  乾隆年间,1768年,浙江德清县城墙重修,知县便雇用若干石匠来干活。其间,有一位农夫请某一石匠帮忙,将某人的姓名写在纸片上,贴在木桩的顶部,用大锤反复敲击,人们称之为“叫魂”,而那些被叫去魂的人,不是生病便是死亡,农夫希望借此惩罚两个不争气的侄子……就是这件小事,却被德清一座寺庙的和尚为了与另一寺庙竞争香客,编造出石匠试图用妖术来加害于人的故事。此故事传出后,造成当地一时恐慌。不同的人为了不同的目的,纷纷从各个侧面“证实”该故事的存在,民众恐慌情绪和流言造成的影响,迅速向周围几个县蔓延。

 

  事情起源并不难查清,只要地方官员尽职尽力,流言止于智者,或者民众因无知而恐慌,官员安抚一下,也就算了。但是,偏巧那时候有几起刑事案件,有外乡形迹可疑者被民众殴打致死,有本地平民无端暴病身亡,地方官员无法交差,为应付上司盘查,便徇私枉法,逮住几个小民屈打成招,成为流言的佐证。后来,山东巡抚富尼汉给皇帝奏折,称当地有人施“剪辫妖术”,把“叫魂”与“剪辫子”联系起来,流言才有了质的变化。富尼汉为了证明自己的忠心和办事得力,在全省范围内抓了很多与妖术有关的“案犯”,并且审出此案件的发源地是江苏和浙江,这正是清廷最疑虑之地。乾隆皇帝看到奏折,感到事态严重,严命江浙当地官员迅速抓捕相关案犯,并通报全国,令其他地方注意防范。

 

  既然有了“最高指示”,各级官吏不敢怠慢,心里清楚的为应付上司而积极奔波,不清楚的为表忠心更是熬夜加班,更别有用心的人眼看着机会到了就变本加厉。这件“叫魂”案一时闹的沸沸扬扬。

  民众的恐慌和流言的迅速蔓延是“叫魂”案的社会基础。

 

  这个案件的查处在全国普及开来,有小孩子因为学业没完成就谎称被妖人迷倒,辫子也被剪了;也有人欠债抵赖,报案至官府说被人迷到,辫子也被剪了;更有甚者因为私人恩怨,便利用此时机向官府告密,说发现妖人等等。实际上没有一桩案件属实,都是谎报。在案子的后续发展中,确实有很多是因为人性的阴暗面导致的,比如说衙役贪图钱财敲诈百姓,诬陷说是妖党,屈打成招。还有很多向官府告发的民众是处于私人恩怨而陷害别人的。正如“叫魂”一书指出,妖术在全国范围内迅速传播,也反映了整个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以及互相陷害,这样的社会不是健康社会,是一个病态、被扭曲的社会。

 

  官府在这个事件中扮演了推手的作用。

  被“最高指示”压的抬不起头来的地方官府,每天苦于找证据,有报料上来,宁肯“错抓一千”,也不肯“漏网一个”。而乾隆皇帝由于对江南有成见,再加上此案的一个明显特征——剪辫子,涉及到清朝立国的根本,并把它定性为“谋反”。这是一个无论在哪个朝代都要满门抄斩的罪行。

 

  正是由于官民两个阶层的人合力的结果,使得本来是一个地方小事端,迅速演化为全国性的大案件。即使是全国性的,这个案情也不算复杂,实际情况也没有那么严重。可是,由于乾隆皇帝对此引发内心深处的恐惧,就使案件查处变得异常复杂起来。很多地方大员明知案情的真实情况,迫于皇帝的压力,不得不抓大批的替罪羊来证明自己行政的效率。虽然最后有几个敢于直言的大臣向皇帝指出此案的荒谬而告终,而这几个大臣身份的特殊性,也是其他地方大员不能比的。

“叫魂”一书的作者提出,这个案件的发生,社会上有大量流动人口和邪教被民众广信,是重要原因。其实,作者说的还是现象。在中国历史上,对社会造成巨大影响的流民和邪教,一般都在朝代晚期出现。“叫魂”的作者可能没有注意到另外一个因素,清军是以“扬州十日”、“嘉定屠城”为代价,平定江南的。这种对社会和民众的极大伤害,需要统治者认真、悉心的抚慰,而且还要经过多年的等待,货真价实的抚民制度和优惠政策。但是,清朝的统治阶层却以完全不信任的心理对待江南的汉人。到了乾隆当朝时,虽然清朝进关已近百年,社会看似繁花似锦,莺歌燕舞,实则基础极其脆弱,主要表现就是无信。社会没有、也无法建立正常的互信,不信任从上层流及下层,从官传向民,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。这样的社会,稍有风吹草动,官府便以冤狱、敲诈欺压百姓,以百姓的人头换取顶戴花翎;而百姓则在社会飘荡中以诬陷、告密自保,以损人作为利己的先决条件。

 

  “叫魂”案件发生在所谓“乾隆盛世”,具有讽刺意味。仔细分析案件构成和过程,可以清楚看到,即使按照“封建制度”的定义,清朝的制度运行也存在巨大的社会漏洞。这个盛世只是个烈火烹油、繁花似锦的纸棚子,一点火星就能烧起冲天大火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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乔海燕

曾经是红卫兵、知青、医生、记者、编辑,凤凰网负责人、总编辑、副总裁。现在是凤凰新媒体顾问,白云黄鹤之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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