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红袖章,白丝带——八一八祭

2016-07-17 20:45:02 编辑 删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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惊闻“台北胡同妹”宫玲女士去世,不胜悲哀。往事历历在目,想起在凤凰网与她在一起工作,经常在一起交流观点、思想。有一次,凤凰网请她讲在台湾做记者的经历。讲完,我与她又谈起各自的新闻工作经历。她问我红卫兵,我讲了自己的观点,讲了红卫兵与教育的关系。她给我讲了一个在北京朝阳公园采访的故事。我后来据此写成一篇文章,发在“华尔街日报中文网”的专栏“随记光阴”。事先我问她,能公开发这个故事吗?她说,可以呀!可以呀!

今天我将此文重发,以悼念宫铃,一位有良知的记者,一个善解人意的台湾同胞,一位值得尊敬的朋友。宫铃,我会记住你,记住你的笑声,记住你的笑容。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红袖章,白丝带

       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——八一八祭

1966818日,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佩戴“红卫兵”袖章,检阅红卫兵队伍。从此818日就成为红卫兵的盛大节日,红卫兵也迅速发展成为一种运动。但是,仅仅两年后,这一天就成为红卫兵的祭日。

无论后人怎样评价红卫兵运动,它都将成为中国近代史的一部分。尽管现在官方刻意回避,媒体也逐渐淡忘,但是,这段历史既遮掩不住,也回避不了。历史总是顽强的表现自己。在不经意的将来,总会有人在“今天”看到“过去”。事实上,红卫兵的“幽灵”至今仍在中国大地上游荡。

有青年朋友问我:你们那个年代的人,为什么会参加红卫兵呢?虽然你们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处于歇斯底里状态,但还是有很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人,为什么也会参加呢?是什么吸引你们呢?

这个提问,如果顺着“歇斯底里”,顺着“受过良好教育”的思路,很容易回答,答案也是现成的,歇斯底里和受过良好教育本身就是答案。这两种不同类型的中学生,都可能参加红卫兵。但是,如果究其原因,就不是简单的一句话能回答了。从现象中得出的结论,有时候并不能说明事情的真实,更不用说历史了。

我对那位提问的朋友说,你提的问题,是个很可以深究的题目,但是,你用的词语,表明你还缺少一些讨论这个题目的基本前提,建议先看一些文革前有关教育的材料,也许,当你看完那些材料,你就会用另外一种词语提问,我们就可以讨论了。

教育,确实是研究、评论红卫兵的一个重要环节。

一位朋友给我看《我虽死去》,这是一部电视纪实片,非常好,非常深刻、震撼,遗憾的是不能公开。

看了这个片子,有人会问,那些无法无天的学生(红卫兵),他们(她们)是从哪里出来的?仿佛是突然出现的,从地下冒出来的,他们(她们)是怎样在一夜间从中学生变为红卫兵的?

德国电影《白丝带》去年获戛纳电影节大奖,这部电影讲了一个制造恐怖的故事。而恐怖事件的制造者,竟然是当地神父家的几个孩子。这几个孩子受着及其严格、传统的家庭教育,包括行为规范、伦理道德和价值观教育,神父也经常向孩子们诉说自己心中对他们的希望,对他们的要求。就是在这样的教育背景下,这些孩子却对一名智障、残疾儿童,做出残害的恐怖行为。

为什么所谓正统、严格的教育,会扭曲受教育者的性格?产生与教育目的相悖的行为?这个电影所表现出的教育背景,对研究红卫兵的暴戾行为,很有启示意义。

按照一般的看法,强者并不能因为加害弱者而彰显其强。但是,现实生活中就有这样的事情,比如日本军队屠杀手无寸铁的中国百姓,比如红卫兵残酷殴打学校的老师。红卫兵在当时是强者,这毋庸置疑。但在当时,他们并没有抱着炸药包去北部湾炸美国的航空母舰,也没有举着步枪射击在越南狂轰滥炸的美国飞机。他们高喊着“世界革命”、“解放全人类”的口号,却对那些垂垂老矣的“五类分子”,对朝夕相伴的老师,对共一张课桌的同学大打出手,竭尽暴虐之能事。  

电视片《七八点钟的太阳》中,一个曾经的红卫兵讲述当年在殴打老弱病残的“五类分子”中获得革命的快感,感觉到自己的强大,这绝对是一种病态性格。即使是真正的战斗,虐待俘虏也无法叫人承认你就是猛士。

前几天看一本松山战役的书,作者在书中多次比较中日两国的军队,比较士兵、军官的军事素养,比较受教育程度和文化水平。显然,日本军队要比中国军队高。但是,就是这样的军队,在中国却干着杀害百姓的事情,其暴虐手段令人发指。人们怎么从他们受到的良好教育中找到答案呢?

显然,我们不能从正常教育中寻找答案。

红卫兵是被教育出来的,而且是在一种教育制度下被人刻意教育出来的。这是个不容回避的事实。教育红卫兵使用的教材和语言,还有周围环境,同教育雷锋是一样的。

雷锋日记中有一句经典,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。谁是敌人?毛泽东说,敌人已经钻进我们党里、政府里、军队里,就睡在我们身边。一旦敌人被权威界定,革命者必然对其残酷无情。

事实上,文革前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教育,就是一种“性格扭曲”教育。这种教育,每时每刻都在教育学生睁大眼睛,认清谁是“敌人”,尤其要认清自己身边的敌人;不仅要认清敌人,还要恨敌人,要学会恨。作为学生,他们(她们)的性格本身并无加害他人、危害社会的倾向。问题就在于,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,总有一种力量在不断激发他们的“黑暗面”,总在提醒他们时时保持警惕,时时表现出愤怒,使性格的基因时刻处在极易突变状态。一旦环境出现变化,社会被扭曲,形势被扭曲,民众的思想被扭曲,这种被教育出来的性格就会基因突变,与形势合拍,顺势发展。再加上别有用心者呼风唤雨的张扬,致使这些“受过良好教育”的学生就会把对“敌人”的仇恨付诸实践,付诸于斗争。而他们也理所当然的认为,这样的斗争与平时所受教育是完全一致的。

也就是说,文革前17年教育和宣传,已经在后来的红卫兵“造反”思潮的思想细胞里,注入“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”的基因。这个基因内,带有浓烈的中国几千年历史的信息。可以毫不客气的说,这种历史信息,经过多少专家、学者、老师,经过教育界“只此一家,别无分店”的筛选和系统化,已经被严重歪曲,已经成为当时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学者高华在一篇论述抗战期间根据地教育状况的论文中提到,中共在红军时期一直到抗战期间的根据地教育,普遍存在重思想教育,轻知识教育的倾向。他认为,根据地的教育是一种强化意识形态的灌输式教育,以革命政党的世界观、方针、路线为宗旨,又与现实紧密结合,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政治鼓动特点。这种教育思想,以及由此逐渐形成的教育制度,都对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中国教育产生相当深刻的影响

红卫兵就是这影响的产物。

强化的灌输式教育,并不是真正的思想教育。思想教育是启发式的,灌输的只能是精神。这样教育的结果,只会培养出服从命令、一往无前的猛士,激发不了思维的火花,也培养不出有思想的智者。

有人会问,难道精神不是思想吗?不是。中国人从来不缺少精神,唯独缺少思想。没有思想的统领,精神只是一时的冲动和热情,只是拿着大刀片砍坦克的壮举,或引起嘲笑,或引起叹息,当然,也能引起赞叹。从一八四零年到现在,精神总是被赞誉有加,狂热鼓吹;而思想却往往落到悲惨下场,青山响杜鹃。

我认识一位台湾记者,她讲过一件在大陆的采访经历,这不过是前几年的事:

某年某月某日,我还在台湾媒体工作,在北京某公园采访两岸民间文化活动现场,台上是“布袋戏”,滑稽可爱,台下众多小朋友看得津津有味。一出戏罢,我将摄像机镜头对准一位正在吃糖葫芦的小朋友,大概七八岁,不会超过十岁。我问,小朋友,你看这个布袋戏,好玩不好玩啊?小朋友一听我的“国语”口音,大概马上就猜出我的身份,看着镜头就把手中的糖葫芦背在身后,摆出了姿势,他说,嗯,希望这样的文化交流更多,两岸……他的妈妈在一旁站着,听自己孩子说,报以赞赏的微笑和肯定的点头。

我当时就晕了,哇!小朋友怎么会说那样的话?好像谁教他的嘛,他应该说,这个布袋戏我好喜欢!我好想要那个木偶耶!它会喷火耶!

这位记者朋友可能没有想到,即使杀人如麻、草菅人命的恐怖分子,刚出生时也是粉妆玉琢的宝宝。

有不一样的发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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乔海燕

曾经是红卫兵、知青、医生、记者、编辑,凤凰网负责人、总编辑、副总裁。现在是凤凰新媒体顾问,白云黄鹤之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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